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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環保 為您關注】（來源：中國環境報）

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開創了國際環境外交的新時代。20多年后，環境外交的范圍和強度已經可以和處理安全、裁軍和貿易等問題的傳統外交相匹比。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荒漠化、化學品和危險廢物、臭氧層耗竭、漁業、森林以及珍稀和瀕危動植物等方面的外交談判一年四季幾乎不斷。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3年被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取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及多邊環境協議締約方大會等每年都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包括部長和國家首腦一級參加的會議。
頻率、節奏、強度日增——代表疲勞作戰，文件錯誤頻出
聯合國環發大會召開以來，國際環境外交談判的頻率、節奏、強度和復雜性大大增加，達成的多邊環境協議數量越來越多。從1992年到2013年，全球共締結了18個全球環境協議以及17個原有的多邊環境協議下的議定書和修正案。除此以外，還達成了諸多在水域、大氣污染和漁業等方面的地區性協議。
環境會議的數量也大大增加了。全球環境協議下最重要的會議是公約締約方大會和議定書締約方會議。公約和議定書的會議有時一起舉行，有時分開舉行，每次會議都要延續一至兩周。在兩次會議之間，還往往要舉行額外的會議，為下次會議做準備。每個公約締約方大會下都設有一個或幾個附屬機構，還有不限名額工作組和專家委員會等，它們的會議更是連綿不斷。
環境外交談判強度增加的一個標志是談判議題數量的增加。以氣候變化法律體系為例。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通過使氣候變化談判的議題劇增。1996年，《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科學技術咨詢附屬機構的日程上只有7個實質性議題，執行附屬機構只有兩個議題。到2010年，前者的議題增加到了15個，而后者的議題增加到了24個。
參加會議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特別是參加“里約公約”會議的人數。“里約公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防治荒漠化公約》。1997年參加京都氣候變化大會的是9000人，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達到了4萬人。
隨著議題的增加，會議文件的數量也在急劇增加。2010年，《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科學技術咨詢附屬機構和執行附屬機構在年中的談判會議上至少有23個文件，而在1996年同樣的會議上，前者只有10個，后者只有兩個文件。此外，還有無數的國家報告和技術報告。
為提高效率，各種國際環境談判中建立起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小組，就某個議題進行政府間的非正式磋商，然后把結果報告給全體會議。根據議題和談判階段的不同，這種小組可以稱為接觸小組、起草小組、工作組和非正式磋商組等。為了使小型代表團能夠參加所有的會議，聯合國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在舉行這些環境條約的會議時，不能同時有兩個以上的會議。但當會議接近尾聲時，如果在一些問題上還沒有達成協議，這個規定就很難遵守了，往往有多個非正式小組會議同時進行。
除非正式小組外，還有“主席之友”、主席團擴大會議、地區磋商會議、記者招待會、非政府組織吹風會等。在這種情況下，出席會議的代表大多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會議正在進行，往往造成混亂。
大部分環境條約的議事規則規定正式會議的時間是上午10~12點，下午3~6點。這樣安排是為了讓地區組和利益集團以及非正式小組有足夠的磋商時間。但是，當會議進入最后階段時，這個規則一般都要打破。1995年以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每個重大決定都是在締約方大會的最后一天經過通宵達旦的會議后做出的。會議總要在預定的閉幕時間18或24個小時，甚至36個小時以后才能閉幕。
20年來，3個“里約公約”締約方大會的情況基本都是如此，其他一些重要多邊環境協議開夜會的情況也很普遍。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是各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總是希望從對方取得更多的讓步，不到最后一刻不肯放棄。
在代表們極度疲勞中通過的文件往往存在很多問題和錯誤。譬如《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中有多個錯誤，幾周以后需通過“技術審核”加以糾正。《哥本哈根協議》中充滿了與現有氣候變化法律框架不一致的概念和術語。在疲勞和緊張中談判的代表們往往會情緒失控，發脾氣，甚至使用侮辱性語言，進行人身攻擊等。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在最后幾個小時就出現了這種情況。這給以后的談判帶來了長遠的負面影響。
通信技術改變談判面貌——效率提高同時談判難度加大
過去20多年來，環境外交的開展是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的革命而發展的。1992年，當各國代表抵達里約熱內盧參加聯合國環發大會時，他們碰到了一件新鮮事——在機場可以借到手機。代表們第一次可以在一個全球環境會議上坐在會議室里與自己國家的其他代表和國內聯系了。那時，代表們還不會使用靜音功能，聯合國環發大會在一片手機鈴聲中開幕了。
1992年，電子郵件尚處于嬰兒時代，有的非政府組織開始使用它來進行通訊。環發大會秘書處是第一個將其文件放在互聯網上的聯合國機構。1994年6月在巴黎進行《防治荒漠化公約》最后一輪談判時，大多數參加談判的代表都不知道互聯網為何物。而今天，互聯網、智能手機和手提電腦已從根本上對環境外交談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通過互聯網傳送信息的技術使人們提交和交換建議和觀點變得十分容易。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締約方向秘書處遞交建議書等文件大多采用郵寄書面文件的形式。為了將收到的各方文件匯編成冊，秘書處必須將它們重新打字，然后印刷，再郵寄給各方。現在，幾乎所有的文件都放到了互聯網上，各國政府和任何有興趣的利益相關方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這些文件。
通過互聯網直播談判實況是一個重大進展。在巴厘、哥本哈根和坎昆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沒能去參加會議的人可以在家里或其他地方看到全體會議的現場直播。人們還可以通過社交網絡服務網站Facebook、視頻網站YouTube 和即時信息網站Twitter等工具模擬參加《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會議。
手機加快了通訊的速度，擴大了通訊的范圍，已成為談判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在不同非正式磋商小組開會的代表可以通過手機及時交換談判的信息，包括準備做出的讓步和將要達成的協議。這樣就可以協調立場，避免混亂和矛盾。代表們也可以及時向他們國內的上級匯報和請示，例如可以將要產生的案文的一部分通過智能手機發送給上級，以得到指示。
不能參加磋商小組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可以將他們的立場用手機傳送給與他們友好的代表團，使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在磋商小組中也能加以考慮。在全體會議期間，各國代表都有固定的位置，沒有坐在一起的、有相似立場的代表團可以通過手機互相聯絡，交換信息，協調立場。代表也可以給坐在主席臺上的秘書處成員發送短信，讓他們轉達對主席的建議和意見。
上世紀90年代初，會議室內只有少數幾個電源插座，只有秘書處為會議寫報告的人員在離電源不遠的地方用手提電腦工作。1994年，在《防治荒漠化公約》的會議上，秘書處首次使用手提電腦跟蹤對《公約》的修改。后來，在聯合國總部和幾乎所有聯合國會議的會場，在代表團的席位上都安裝了電源插座。現在，代表們在會場上使用手提電腦和智能手機已十分普遍。
無線手提設備的發展也使新聞報道變得十分便捷。以前記者在參加聯合國會議時，總要費很大勁去尋找電話或質量可靠的互聯網接口，以便把他們的報道發送出去，而現在，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實時進行報道。
技術進步對環境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現在已經不需要向每個代表團提供大量的書面文件了。代表們可以在電腦上閱讀任何他們想看的文件，只在特別需要的時候才將有關文件打印出來。不少環境談判現在已經采用無紙會議的形式。秘書處在會場準備了手提電腦，出借給沒有帶此設備的代表團。第一次無紙會議發生在2008年在卡塔爾召開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第20次締約方會議，后來很多環境會議，包括化學品公約的會議、關于汞文書的談判和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等都采用這種形式。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使人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做更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反而加劇了談判的強度。
由于遞交文件非常容易，更多的建議、意見和案文到達秘書處的手里。談判時，秘書處把談判案文投放到銀幕上，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意見是否得到了精確的反映。以前，會議主席可以在辦公室里根據各代表團遞交的書面文件，進行對比，然后產生一個最有可能被各方接受的案文。現在，一切都在會場進行，主席已不可能這么做了。代表們都千方百計想使案文更精確地按自己的意見定稿，這就使達成協議更加困難，管理大量的文件也比以前更加困難了。
智能手機和手提電腦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奢侈。在許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互聯網的速度和可靠性都存在著很大問題。因此，向這些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以提高他們參加國際環境談判的能力，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談判級別越來越高——部長和國家首腦多有參與
許多環境會議，包括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2013年改名為“世界環境大會”）、公約締約方大會、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等都有一個部長參加的高級別部分，有時還有幾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加。由于部長有決策權，他們可以根據需要做出調整立場的決定，幫助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從而促進協議的達成。在過去的20多年中，部長們在全球環境外交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設立高級別部分初期，部長們往往只被邀請在大會后期的全體會議上做事先準備的演講，而那時會場上可能已沒有幾個人坐在那里。
后來，部長們開始真正參與到談判中來。他們在一起召開專題圓桌會議，進行交流和討論，還參加非正式小組的磋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在參會級別上有了一個重大突破。119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會議，丹麥首相擔任締約方大會主席，成為外交史上在聯合國總部以外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家領導人的聚會。有幾位國家領導人甚至積極參加了會議談判，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當然這不是典型的環境大會的情況。一般來說，他們出席會議主要是發表演說、參加社交活動，以及與本國代表團開會。
部長發揮的作用是建立在各國官員工作基礎上的。在一次大的環境會議前，官員們往往要做許多工作，包括召開小型會議為大會做準備等。
上述情況表明，國際環境外交談判強度的增加加快了全球環境立法的步伐，促進了全球環境領域的合作。技術的進步使環境談判有了更大的透明度，在許多方面也推動了談判的進程。總的來說，這是一個積極的進展，反映國際社會將更多的時間、資源和政治注意力放到了環境問題上。
但是，也有消極的一面。不少發展中國家沒有足夠的資源充分地參加各種談判，因此他們的立場不能在談判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許多會議在不同的地方舉行，往往有許多重復，缺乏必要的協調，存在著議程的沖突和議事規則的不一致，影響了談判的效率。履約中的協調是十分重要的，但實際上談判和履約的責任卻變得越來越分散，各聯合國機構和多邊環境協議間缺乏必要的和足夠的協調，影響了履約的效率。
聯合國環發大會20多年后，人們通宵達旦地在極度疲勞中開會，絞盡腦汁談判案文，使用最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但這一切并沒有推動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取得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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